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空间舞台，在人类文明画卷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03-31

近代以来，广大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生了密切关系。他们与祖（籍）国命运与共、风雨同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03-31

近日，《历史评论》创刊五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全国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相关媒体和期刊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等共计70余人参加座谈会。

03-31

随着全民阅读理念深入人心，不少人在游春踏青之外，选择读书学习，在书香与花香之中品味春天。图为3月28日，读者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佟麟阁路的模范书局·诗空间阅读学习。

03-31

“说教味”常常被年轻人吐槽。有些文章“说教味”十足，满篇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教姿态输出观点——看似满纸箴言，实则大而无当；貌似真理在握，却难掩逻辑疏漏。这种文风极易让读者心理不适，产生距离感甚至反感，更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问策于民”等相悖。

03-31

今年是我从教的第50个年头。回顾走过的路，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与翻译有着不解之缘。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至今仍在路上。

03-26

艾青在晚年多次跟我说过：“我始终是大堰河的儿子”，“我始终是旷野的儿子”。这两个“始终”，表明了他对这片故国土地爱之真切、爱之深沉，以至于眼里常常含着泪水

03-26

艾青终身选择了新诗创作和研究，是我国持续时间最长、作品最多、影响最深远的重要诗人之一。

03-26

匡亚明（1906—1996），江苏丹阳人。1923年考入苏州第一师范学校，次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开除。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同年8月加入共青团，9月入党。

03-24

陶渊明诗云“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这句话用在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古直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古直并不时时处于学术舞台的正中心，而且他的学历和出身在当时的学界是颇有些“另类”的。

03-17

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手段大而言之分为三种：“赋”“比”“兴”。“赋”是直言其事，直抒其情，有什么说什么，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但是诗歌又不能像日常语言那样仅仅限于说清楚，还要讲究说得有味道，要给读者预留下涵咏玩味的余地，所以往往不直说而用“比兴”。

03-31

读到了王雨的一本新书《向死而生》，这是2024年12月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的长篇小说，全书有20万字，作者很真切地通过对生活中一些真人真事的全新阐释，用小说艺术的虚构加工，在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上去还原了一种对命运抗争的坚毅和对人性丰赡的书写，这样高屋建瓴的构架和宏阔大气的彰显，就更加形象生动地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摧枯拉朽的震撼，一种酣畅淋漓的急迫。

03-31

古典园林，是古代文化生活中颇有意趣的场域。古代园林版画，则将古典园林的阴晴雨雪收录在书卷中，将古代园林艺术与园居生活定格于纸上，供观者卧游。近日，七卷本《中国古代园林版画菁华》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该书择明清园林版画之菁华，以经折装形式影印出版，欲令善本珍椠化身千百。今日，本版约编者撰文，为读者介绍该书，解读明清园林版画的意趣。

03-27

作为文献学的核心部分，目录学和版本学向来被称为“实学”。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倡实物版本学，是从书籍本身而非从文本出发，对古籍进行研究。除了图书收藏机构和科研机构，古籍编辑（尤其是专注于古籍影印的编辑）在工作中也频繁涉及目录学和版本学。他们中的有心人能够打破藏、研、用的隔阂，从各个视角出发，研究问题。徐蜀的《古籍目录学版本学杂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正是一例。

03-27

学术界将敦煌文书中关于修建莫高窟的功德记、敦煌名人墓志铭以及评价逝者功过的邈真赞等人物传记文献，简称为敦煌碑铭赞。笔者以为，敦煌碑铭赞是敦煌文献中颇具特色且极具研究价值的部分，长期以来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重点。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由郑炳林、郑怡楠辑释的《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中、下三册共辑录敦煌碑铭赞文书216篇，160余万字，是目前国内外所见最全面、最完整的一部敦煌碑铭赞研究专著。

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