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离城市十几里的农村度过的，不算偏远闭塞，也不靠近城边。小学是几孔破窑洞，土台子上架着一块大木板就是课桌，同学们都是从家里拿来参差不齐的板凳。一条长木板上爬满了土头土脑的小孩子。老师也都是村里能识文断字的各色人等，老老少少。

　　二年级时，学校里最漂亮的女教师崔老师当了我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她原本是城里生，城里长，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国家遣散一些城里人口到农村，他们一家就从城里的铁路系统来到我们村当了农民。村里人称他们一家为下放户，移民户。刚来村里。全村人哪见过这么标致的姑娘，长得漂亮极了，衣服穿得又时髦得体，走路时双手插在裤兜里，步态优雅。她前脚走，后背上撒满了欣赏、艳羡、嫉妒的目光。因她文化程度高（中学生），村里安排到学校教书。人漂亮、说话好听、知识又好、黑板上的粉笔字写得也娟秀，学生们都想让她教自己班。

　　那时，我们上学的课本很缺，往往是找高一年级的哥哥姐姐借课本，借不到就自己抄。我就是没借到需要抄的主儿。我个子低，坐在第一排，离老师最近。做作业时找别人书看题，再作作业。崔老师看我手忙脚乱，就帮我抄了几页课本，并交待我课余先抄好课本，上课就不慌乱了。她的美丽、她的关怀、她的教诲，使我一改一年级时的混混吞吞，学习成绩节节攀升。她也没有特别表扬我，只是用那双毛瞪瞪的大眼睛赏识的看我几眼。但我得到的力量却是无穷的。

　　教完课，布置好作业，我们埋头写作业时，她就静静地坐在黑板下，我常看到她茫然的忧思着什么，有时还会听见她轻轻地叹息，但小屁孩儿一个，哪里知道她在想什么。

　　我升入三年级时，她也离开学校，和村里一位青年结婚了，她家就她一个女孩，男的就算上门女婿。虽然她不教我了，也不在学校了。但还能常常看到她劳作、生孩子、带孩子。渐渐的，那洋学生的装束已经荡然无存，咋一看俨然一村妇。只有那眉宇间还留有书卷气息。

　　考学、工作后，很少回村里。过年回来停留很短，也没有特意看过她。一年夏天，我带车回家，正在家里和父母聊，忽听大门外有人大声问我什么时间走，要搭顺风车进城。我出门一看，是崔老师。她说她儿媳妇要进城看见我的车停在门口，就派她来交涉。我急忙说，你只要准备好，我可以马上走。由于隔得久了，我很想和她说几句感谢的话，但舌头僵硬没说成。她儿媳妇一来我们就匆匆出发了。路上，我对着她的儿媳妇，说出了我的感激和敬重，还有惋惜。我重复两次说：你婆婆是我敬重感激的老师，她的命运起落这么大，很不容易，你一定得好好待她。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就给你婆婆说，她的话我会照办。儿媳妇也夸她婆婆人好、勤快、有修养，见过年轻时的照片，很漂亮。

　　此后，我已有十年没见过她了。从河南到北京后，父母也进城居住，我几乎不回村里。也不知她日子过得如何？身体是否健康？儿媳妇是否像对我承诺的那样待她很好？

　　但愿她美丽依旧，健康依旧，幸福依旧！

　　2008.11.29

　　作者：杨建平，现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兼），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