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毓海

　　我的老师柏庆禹去世了。他殁于2020年9月4日17时，离第36个教师节只差6天。

　　柏老师是我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班主任。在我的求学生涯里，他是第一个懂我的人。

　　想来，人不可能自己了解自己，一个人要知道自己，总要借助外界的评价。但是，人们却又总是以为：外界对自己的理解存在偏差，即以为别人不可能真正懂自己——这正如，没有人怀疑自己的脸的存在，但恐怕没有谁真正见过自己的脸和后背。一个人要看到自己的脸，只能借助于镜子，但是，镜子里的脸，未必就是你的脸，因为镜子里的脸，起码是左右颠倒的，因此，一旦“照照镜子，红红脸”，人们就会觉得不自在，因为你会发现镜子和照片里的你，与你的自我评估有偏差。

　　知彼难，知己更难——人生一世，能遇到一个懂你的人，算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今天，一个懂我的人走了，我因此而感到了难忍的痛。我想写一些话，但是很难。

柏庆禹老师（左） 图片源自网络

　　1

　　我想到了自己的人生，奇怪于我怎么成了北大中文系的教师，而且，我怎么就成了一个“非典型”的中文系教师？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遇到了他，遇到了我的柏老师。

　　从1978年秋天到1981年秋天，柏庆禹老师教了我三年，从初二到高二，他都是我的班主任。

　　在遇到柏老师之前，我喜欢的是数学，小学、初中时代，我不大看得起语文，而当时一般的定见也是如此——学生最不务正业的事就是看小说，人们常以为——世界上最没用的是语文和文学，以至于今天很多人还是认为：中文系，乃是北大最容易混的专业。

　　初中时代的某一个暑假，我沉迷于一本叫《许莼舫初等几何四种》的书，当时老师们说我聪明，无非就是因为我很擅长解几何题。

　　可惜这聪明没能持续多久，因为对数学的热爱，使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极大的困惑——即一切推演，并不是为了追求什么“未解之谜”，而只不过是为了证明早已存在的“前提”和“法则”而已。

　　及至学到代数，我的困惑就几乎发展为了绝望，我甚至感到：所谓代数者，无非是一种不断回到前提的循环论证而已——从此以后，直到今日，我便对我所曾经热衷的数学有所怀疑——所谓数学、所谓解题，无非就是永无止境地强化对于“规则”的确认，而这些规则，是人们事先知道、早就知道了的。

　　有谁家的孩子，是突然从聪明堕入愚蠢，由好学变为“厌学”的呢？在我看来，这如果不是因为遭遇到了什么外在特别的变故，那很可能是因为：这孩子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他不该想、也最终想不明白的事——易而言之，这孩子“想太多了”，而他想到的问题，可能在既定的规范里没有答案，因此从既定规范的角度看，也是根本上解决不了的。

　　于是，在大多数家长和老师看来，孩子喜欢胡思乱想，这起码就算是“不专心”，所谓“不专心”者，乃是孩子身上坏的根苗，这是将来“一事无成”的先兆。孩子倘若从小不专心，那将来要“废了”几乎是无疑的了。因此，教育工作的要义，就是要从“专心”入手，从纪律出发，为的就是废掉孩子的“胡思乱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第一考虑，恐怕还不是思想和知识，而是“严厉制止胡思乱想”，换句话说，教育首先是“规范”训练的场域。课堂，之所以不是可以随便提问的地方，就在于规范的教育，必须制止胡思乱想。

　　我的小学和中学分别上了四年，在今天看来，这种“八年制”的教育，当然是“不完善”的，而我就是这种“不规范教育”的产物。

　　记得有一回，我在数学课上提问说：“我见过锅、见过球、见过正月十五的月亮，就是没见过什么是‘圆’，数学教的东西，包括圆——统统都是不存在的。”

　　数学老师愣了几秒钟，然后直截了当地说——你脑子蠢得像头驴，再捣乱，你就给我出去。

　　我的同学们放声大笑，我被自己的这种“错误认识”吓坏了，而从此后，我不但对于数学，而且对于“学习”也丧失了兴趣。到了初二，我的成绩就一落千丈，在老师和同学眼里，我确实就是一头蠢驴。

　　今天看来，胡思乱想，当然不等于错误的思想；胡思乱想，无非是没有边界和规范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胡思乱想——这是孩子的本能，也是人的一种能力，如果教育的目的，就是把胡思乱想，统统变成规范地思想，倘若搞到极端，必定就会毁掉人的想象力。

　　当年，少不更事的我，就曾经差一点被这样“废掉”了，而我没有被废掉，就多亏了柏庆禹老师。

　　柏老师是在初二下学期，开始担任我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的，而如今想来，第一个指出我不是“一头蠢驴”的人，就是我的语文老师——我中学时代的班主任柏庆禹，起因则是我的一篇作文《运动会》。

　　在那次学校的运动会上，我的工作是帮助参赛的选手保管他们换下来的衣服，而柏老师在讲评大家的作文时，破天荒地把我的文章挑出来，仔细地讲评了半节课。

　　他这样说：“在运动会上，一般只有两种人、两个视角，一个是观众视角，一个是运动员视角，而这篇作文的‘奇特’之处在于：从另外一个特殊的视角（保管衣服者）出发，把上述两种不同的视角沟通起来，这样一来，也就沟通了场内与场外，台上和台下。”

　　他接着说：“作者的可贵，就在于‘观察角度的独特’，因此，能够从‘个别’去表现一般，能够置身事外，又投入其中——而这样的态度叫‘鉴赏’，这样的能力叫审美，这样的作品叫艺术。”

　　他还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艺术的根源就在于“奇思妙想”。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柏老师讲到这里的时候，顿了一下，然后，方才徐徐地说：“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在别处，就在于四个字——解放思想！”

　　那一天，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被数学老师严厉禁止的“胡思乱想”，还可以被称为“奇思妙想”；那一天，我第一次知道：知识不等于规范，因为知识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在于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不能用条条框框去束缚人们的思想。

　　那一天，我第一次知道：看世界、看事物不仅有一个视角，而是有多个视角，从多个视角看世界，叫审美，叫鉴赏，叫“批判”；那一天，我第一次知道——人身上有一种能力，使它区别于物，而人所具备的这种能力，就叫艺术能力。

　　而那一天，我的柏老师告诉我，我不是一头蠢驴，因为驴不具备想象力。正因为我身上具备着这样一种叫“想象力”的能力——所以我不是驴。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78年的秋天（因为那是在学校的秋季运动会结束之后），就是在那时，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有一位老人发表了一篇讲话，题目就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从哪里来，他就不知道往哪里去。我永远记得那个秋天，永远想念那个秋天，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成长的那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将会左右我的一生。

　　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我的语文老师、班主任柏庆禹。

　　今天，有人把那个时代叫作“怀疑的时代”，而我认为，此类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正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础上，方才形成了“振兴中华”的时代共识、全民共识。一如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方才形成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方才形成了那样一种历史的总体视野、那样一种生动磅礴的历史主旋律。

　　没有解放思想，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会有真正的团结一致向前看。

　　2

　　昨天，我问了我的博士后一个问题：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究竟有什么区别？

　　他想了很久，回答我说：新古典经济学是规范的、讲究形式的，而古典经济学则是不规范的，在形式上是不完善的。

　　我说：你讲得很对，但也不对。

　　因为在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时代，其实还没有所谓经济学这个学科。斯密原本是教文学的，《道德情操论》是一篇关于审美的著作。对主观判断力的研究，这是斯密思想的基础。而《国富论》，不过是他为了养家糊口，担任苏格兰海关税官后的产物。实际上，斯密并不相信经济学可以成为一个学科，更不必说，有朝一日成为比文学更伟大的学科。

　　李嘉图是个大财阀，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家能赚到他那么多的钱，而在李嘉图看来，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门可以指导赚钱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经济学”作为一门指导赚钱的学问，完全不能成立。

　　马克思原本是一个法哲学家，而他就是从这个“外行”的视野出发，进入了政治经济学，最终，马克思构建了《资本论》的大厦。

　　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当然都不是没有学问的人，恰恰相反，他们的学问，是后来的经济学家无法比拟的，但是，他们都认识到：形式逻辑，特别是数学，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是一种严重的束缚。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经济学成为一个显赫的、规范性的学科的时候，当他采用了数学的思维的时候，它的生机与活力就丧失了，因为它不再能够直面现实问题，而堕入了对于自己设置的前提和假定的循环论证。

　　对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来说，“完善的形式”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荒谬的，形式逻辑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问题。因为马克思说过：“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表现时代精神最实际的呼声。”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回到斯密，这都意味着——不是从一个规定的、自我设定的前提出发，而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出发——这是一种能力。康德将它称为判断力，斯密把它称为“鉴赏”，而马克思则将其称为“批判”。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绝不意味着小说和诗歌，因为文学就意味着判断力、鉴赏力和批判的能力——而这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是知识发展的真正动力。

　　我的博士后问：“韩老师，您为什么想起来问我这个问题？今天，您为什么要给我讲起这个问题呢？”

　　我说：“因为今天，我的老师去世了，我想起他，心里很难过。正像我想起马克思、鲁迅的去世，总是感到非常难过。但是，我心里的话没有人可以讲，见到你，所以就讲了这样一些话，不管你爱听不爱听。”

　　我的博士后沉思了良久，说：“您的意思是——‘文学’已经去世了吗？”

　　我说：“不，因为我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审美、没有鉴赏、没有判断力、没有批判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世界？”

　　3

　　我经常考虑一些奇怪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人们为什么感念他们的老师。

　　我想，这大约是因为：老师教给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人、办事的“规则”和法则，因此，所谓的“好学生”者，总是守规矩，是对“规则”领会得快且好的那一种吧！

　　按照学来的规矩和规则去办事，而待出徒毕业之后，更能把此类“关于规矩的游戏”进行得更加得心应手，于是便因之出人头地——因此，我以为，他们的所谓“感谢师恩”者，实则不过是——感谢老师教给他们的规矩和“如何守规则”，乃至长大之后，如何去得心应手地钻规矩的空子——而此类所谓“感谢师恩”者，不过是表达对于规矩和法则的敬畏、五体投地、得心应手，且以此警戒后人而已。

　　教师节来了，如此感恩戴德的文章会多起来吧？

　　而我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因为此时此刻，那个懂我，因此我以为是我的老师的人死了，这使我反倒更加憎恨那些以尊师、重道之名，讴歌“规则”的文字。

　　在我的求学、学术生涯里，所最令人恐惧者，就是有人不去弘扬学术、弘扬知识，而是大力弘扬什么“学术规范”，而所谓“学术规范”者，往往为不学无术的“大佬们”所手订，凡符合其意志者，便符合规范，而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要造成一个没有知识、没有学术，只有所谓“规范”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们的理想，无非就是当个行会的头——以规范的名义。

　　4

　　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我总是拒绝把这件事往身边的人那里去想，因为我的潜意识，是回避这件事的，在我的意识的深处，总是以为：他们会一直好好地在那里，即使遇到种种不虞和无常，他们也总是能够转危为安，就像噩梦醒来是早晨，就像太阳落下又照旧升起，正像无论经历了多大变故和灾难，生活最终会恢复常态——就像一切秋去，必是为了春来。

　　人人都知道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却总是“往好处去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死的否认本身，就是一种反常的视角，正如我们对于亲人的死的否认，那是一种亲人才有的不顾一切的视角，是一种不顾一切也要坚持下去的绝对个人的视角。

　　我想，这就是我的老师教给我的视角——因为他明明知道，我这样的落后青年不可能考上大学，但是，他却一直坚信我一定能考上大学，甚至能考上北京大学。他明明知道，我绝不是他的学生中最优秀的，但是他还是力排众议，让我回校代表优秀毕业生给学弟学妹们做报告。那次，他怕我紧张，就没有亲临现场，而是在场外听大喇叭里传出的我的信口开河、慷慨激昂。

　　他明明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去写毛泽东、马克思，但当我写的《重读毛泽东》出版后，他却仔仔细细读了几遍，在书页上做了密密麻麻的眉批，就像当年修改我的第一篇作文——最后，又在书的扉页上写了“角度好”三个字。

　　柏老师，您生病后，明明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却笑着对我说：“怎么就会死呢，你写的书，我还没看够……”

　　人总是要死的，这也许算是公理吧！但我的老师却告诉我们：一定要好好地、认真地、坚定地、不屈不挠地活着，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一切苦难都会过去的，最终，我们每个人都会好好的、永远在一起，直到地老天荒，还是在一起……

　　我想，这就是文学吧！这就是您教给我的文学吧！这就是您讲给我们的一个美丽的故事，它把生活变成了传奇，正如老师——当年的您——把一道道难题变成了乐趣。

　　亲爱的老师，我感谢您在我少不更事的时候，在我厌弃了知识和学习——乃至厌弃了生活的时候，把我厉声唤醒，感谢您把弱小的我，高高地举起。您像点火一样，点燃、培养、壮大了我的想象力，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能力，才能使我今天能够蔑视包括人人必死在内的所谓“公理”，才使我能够坚信——您一直活在我的精神的世界里，而随着那个世界的不断壮大，您也必将变得更加生动、更加健康、更加深刻，更加栩栩如生，更加像我想象的您。

　　亲爱的老师，衷心地谢谢您——这句话——这么久啦，竟然一直没有来得及告诉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