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禾吏民田家莂。莂是可剖分的契约文书，一式两份或多份。归档时，这些田家莂被编连成册，这种简册形成了我国竖排本书的雏形。从券书上我们可以看出孙吴时长沙郡临湘县佃户租佃土地的数量及须向官府交纳钱粮、布匹等赋税的数额。长沙简牍博物馆供图

　　吴简双面签牌。签牌是一种起标识作用的简牍，上书该类文书档案的类别或名称，并系于或搁放于归了类别的文书档案上，以供查阅。该简中部之契口即为系绳之用。长沙简牍博物馆供图

　　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说：“环顾历史，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像一股青烟消失了。”历史与我们渐行渐远，历史人物成了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三国，在话本、小说、戏剧的演绎之下，三国故事脍炙人口，真正的三国历史却越来越模糊。

　　实际上，历史并不遥远，目前全国分布着超过500处三国遗迹，包括古城址、古战场、古墓葬、古道、碑刻、祠庙以及纪念性的遗迹，还有众多博物馆收藏有三国时代的文物。国学即日起开“重返三国现场”专栏，重返现场，将这些遗迹与文物拼合起来，我们也许可以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三国时代，聆听1800年之前在这片土地上回响过的激荡之声。

　　我们从史书中看到的三国历史，大多是帝王将相的传记，选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视角，而那些三国时代普通人的生存境遇、生活样貌，大多为时间所掩埋，寂然无声。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现，让三国历史获得了可贵的“基层视角”。

　　建筑工地惊现三国吴简，数量超过全国已出土总和

　　1996年10月，为配合市政建设，湖南省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走马楼街平和堂商厦建筑工地开展考古调查勘探。一名考古人员在施工现场的淤泥中发现了一块长约20厘米的木板，木板上的字迹隐约可见，这很可能是一枚古代简牍。

　　根据这一线索，考古人员在建设工地东南侧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椭圆形水坑，经判断是一口废弃的古代井窖。在被水浸泡的古井内，又发现大量的简牍层叠在一起，数量惊人。然而这时，这一区域已经被工程挖掘机破坏，一部分可能带有简牍的渣土已经被挖掘运走。考古人员连忙兵分两路，一路守住现场，另一路直奔长沙城东郊5公里外的湘湖渔场卸渣场，寻找倾倒于此的井中淤泥，抢救简牍。经过十多天的努力，大部分简牍得以保全。

　　这座古井被编号为J22，出土简牍经过清理统计，总数超过13万枚，这一数量超过此前全国已出土古代简牍的总和。从简牍中所记载的年号来看，上起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下至吴大帝孙权嘉禾六年（237年），比较集中在东吴黄龙至嘉禾年间，经专家讨论议定，这批简牍被定名为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简牍是古老的书写材质，以木、竹为材料，经过削切、打磨、杀青、上胶、编联等步骤制作而成。虽然东汉已经发明了纸，但直到魏晋，简牍仍然是书写的主要材料。简牍相较帛、纸而言，易于保存，简牍的出土往往能够与传世文献互证。在此之前，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等秦汉简牍的出土，为补史证史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三国时期的简牍一直以来所见寥寥，长沙走马楼一次性发现如此海量的简牍，轰动全国。

　　史书上的“熟人”在简牍中出现

　　长沙与三国渊源颇深，东吴政权的奠基人孙坚曾任长沙太守，并以此为根据地举兵讨董，揭开孙氏一族称雄乱世的序幕。孙权称帝后，念及长沙为东吴肇起之源，又将其兄孙策追谥为长沙桓王。东吴时，今长沙市为长沙郡临湘县治所，东吴名臣步骘被封为临湘侯，封地正在此地。

　　走马楼发现的三国吴简，其内容大致包括佃田租税券书、官府文书、户籍记录、名刺、账簿等。根据内容推测，这批吴简可能主要是东吴嘉禾年间临湘侯国官员处理过的行政簿书，因为过期废弃而统一倾倒在这座井中，意外地保存到了1700多年后的今天。

　　从这些简牍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三国人物。如编号1556、20541的简牍上有“步侯”字样，“步侯”即时为骠骑将军、临湘侯的步骘。步骘在夷陵之战中曾奉命从交州北上益阳助战，讨平零陵、桂阳诸郡叛逆，封临湘侯，后官至丞相。步骘在长沙郡屯驻十年之久，对长沙有很大影响。

　　简牍中有多枚竹简中提到“大常”，即指太常潘濬。潘濬为武陵人，封刘阳侯，封地亦在长沙郡内。简牍中有“吕岱”“吕侯”“镇南将军”的记载，它们均指东吴名将吕岱。吕岱曾屯长沙沤口，协助太常潘濬讨伐武陵蛮。

　　编号1296的简牍还提到了“中书典校事吕壹”。吕壹是孙权后期所用酷吏，他以监察诸官府及州郡文书的名义罗织罪名，构陷朝臣，制造了一系列的冤案，导致东吴政治陷入严重危机。被吕壹弹劾的丞相顾雍，其封地醴陵就在长沙郡内，在走马楼吴简中出现吕壹的名字，很可能就和这场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关。

　　从走马楼吴简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与史料互为补充的历史细节。据《三国志》载，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三月，汉献帝改年号为延康，当年十月即禅位于曹丕，改元黄初。次年十一月，因孙权称藩，曹丕策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

　　此前学者多认为此时东吴应奉魏黄初年号，直至一年后魏吴决裂，孙权才改元黄武。但在走马楼吴简中，出现了历史上不存在的“建安廿六年”“建安廿七年”，可见在孙权统治的长沙郡，当地官员在年号使用上并未奉曹魏的“黄初”，甚至没有使用“延康”，而是将“建安”年号顺延使用了两年。这与唐人所著《建康实录》中“曹丕代汉称魏，号黄初元年，而（孙）权江东犹称建安”的记载吻合。

　　佃农租地合同、基层贪污案，琐碎公文丰富了历史的血肉

　　走马楼吴简记录的赋税、户籍、法律、屯田、书信等内容，看似是鸡毛蒜皮的琐碎公文，却为我们了解三国时代，尤其是社会基层的政治、经济、律法、职官等细节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比如，在走马楼吴简中，有2000多枚形状较大的木简，长50余厘米，宽2.6至5.5厘米，内容为东吴嘉禾五年、六年，当地吏民的佃田租税券书，被称为“嘉禾吏民田家莂”。“莂”如同现代常用的两联单，将佃农租地情况、纳税数量等数据一式两份书写，在顶端大书一个“同”字（或作为“同”字简写的几条直线），然后从中间一剖为二，一份留在官府备案，一份由租佃田地的农户保存。官府要核对时，将两份木简合在一起，核对顶端的“同”字能否合准，这也是今天“合同”一词的来历。

　　这些木简详细记载了东吴时期长沙郡临湘县佃户租佃土地的数量及向官府交纳钱粮、布匹等赋税的数额，可以称为我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经济券书。

　　研究者还发现了一则史书中无载、但在当时颇为轰动的大案——许迪割米案。在目前所公布的简牍中，多达500多枚都与该案有关。

　　许迪是临湘侯国的一名吏员，于黄龙三年被选中在陆口典卖官盐。嘉禾四年，许迪被发现有贪污行迹，盗割军粮一百一十余斛六斗八升。临湘侯国派录事掾潘琬、核事掾赵谭等官员对许迪进行“考实”，即调查审理。在审理阶段，许迪已认罪，但当长沙督军都尉前来核实案件时，他却突然翻供，称没有入库的粮米是他预留作为搬运、加工费的余米，自己并未据为私用，只是因为县吏使用刑讯，他不堪拷打，才被迫认罪。为配合翻供，许迪还指使其弟许冰篡改相关账目要簿，混淆视听。

　　此案遂致一波三折，长沙郡府相关曹司、中部督邮乃至长沙太守、郡丞，皆介入审讯中来，对案件重新核查。最终，案件真相大白，许迪伏法认罪，被判斩首于市，妻儿没为奴，其母因年过八十，依法免于连坐。这桩刑事案件从案发到审结，前后达三年之久，案情复杂，参与官员众多，是透视三国东吴长沙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情状的绝好个案。

　　走马楼吴简记录的内容大多是基层政府的文书档案，它们一般不会进入正史的叙述中，而且在当时人看来也没有什么保存价值，定期要进行销毁。但正是这些被忽略的文字，却意外地穿越历史进入我们今人的视野。它们丰富了历史的血肉，让模糊的三国东吴社会逐渐清晰起来。

　　对学界而言，海量的走马楼吴简无疑是一座宝藏，对于简牍的清理、释读、整理、发表一直在持续进行。学者们从基层统治、经济管理、户籍制度、税收制度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

　　2007年，位于长沙地标名胜天心阁对面的长沙简牍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为走马楼吴简专门建设的博物馆。那些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早已归于尘土，反而是简牍上记载的文字，成为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真实的三国故事。（作者：成长系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出版有《乱世来鸿：书信里的三国往事》《列族的纷争：三国豪门世家的政治博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