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下午16时12分，C274次复兴号列车从宁洱车站缓缓启动了。

　　在参加了上午于那柯里小镇举行的“重走茶马古道”活动启动仪式后，我赶乘了这趟从宁洱至昆明的高铁，目的是为了参加7月2号上午在西南林业大学召开的“杨慎与云南文化”学术研讨会。

　　与我同行的老朋友、原西林党委书记张昌山教授，是同一趟车，不在同一个车厢。

　　这次“重走茶马古道”活动主办方安排3号结束，也就是说我俩为了参会而提前离开了。

　　说实话，虽然西南林业大学给我发了邀请，但我此前已确定要参加这个我们策划了很久的“重走茶马古道”活动，时间刚好冲突。

　　明代状元杨升庵画像

　　对杨慎（号升庵）这位明代大文豪，我只略知点皮毛，没有更多的研究，本想利用“重走茶马古道”活动“躲过”研讨会，但因为昌山兄一再相邀，说让我做“首席嘉宾”，差不多是“监督”我从宁洱返昆，我实在抹不开情面，便只好临时改变原计划。

　　昌山先生与我同庚，稍长数日，都属虎，又都是79级的老大学生，工作时接触较多，相互比较了解。他对历史先贤的尊崇与对时下云南文化事业的担当着实令我敬佩，比如千方百计推动对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西南联大研究、编撰《云南文化读本》、创办世界茶叶图书馆等，做了不少为弘扬滇文化打基础的实事好事。

　　早在这个研讨会筹划之初，一次与昌山兄茶叙时，他就对我谈了召开一个关于明代状元杨升庵研讨会的设想，因为他痛感这些年云南学界对这位有大功于滇省的文化巨擘重视不够，研究滞后且有诸多欠缺，所以才极力主张以研讨会方式加以大力推动，并明言届时请我参会。为此，他一直在四处奔走、多方联络。鉴于他已经退休，要张罗如此一场涉及方方面面的高水平学术研讨会，其难度及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筹备期间，他不慎被新冠病毒传染，不仅发烧，还嗓子疼痛，味觉一度丧失，走路双腿发飘，我致电问候时，他还在坚持为会议做着准备，并希望我能在会上发言，我坦陈自己对杨状元确实没有多少研究，不好在一众专家学者面前班门弄斧。

　　不过，我知道昌山兄的为人，但凡会议有点时间，他必定会点名让我说几句的。为了不出洋相，利用在高铁上3个多小时的闲功夫，我一边思考一边在手机上初步草拟了3点“粗浅感想”，准备在专家学者都讲完后即席谈点感想。

　　当晚回家，改后我用电脑打印了一页A4纸的2稿，2号一早起来参会前，我又修改打印了第3稿，揣在深蓝色皮肤衣的口袋里，做了“以防万一”的准备。

　　2日上午9点研讨会在西南林业大学的世界茶叶图书馆如期举行，由云南大学文学院、昆明理工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西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大理大学文学院、昆明学院人文学院、保山学院人文学院6所大学联合主办，这在云南文化史上十分罕见，并且西南林业大学党委书记周学斌教授、昆明理工大学副校长王启梁教授、保山学院副校长侯兴华教授等校领导亲自出席讲话。无疑，此举分明是在向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信号：云南学界在对杨慎研究上将“知耻而后勇”，重整旗鼓再出发。

　　我目测了一下，来自云南、四川、湖南、河南、内蒙的五、六十位专家学者及西南林业大学的部分师生总共有近百人参加。会议气氛很好，发言踊跃且多人超出会议原定给每人的限定时间，到下午2点10分继续开会时，我查了议程表，不包括3位校领导和四川杨慎研究会倪宗新会长的致辞，一天会议原定的24名发言专家还有19人没有讲，足见大家都有话想说、想多说话。

　　由于我从6月28日坐了5个多小时汽车赶赴宁洱县参加重走茶马古道活动起，连续多日奔波，天气炎热，一直没有休息好就赶回来开会，明显感到疲劳不适，毕竟也过了花甲之年，只好在下午听了3位专家发言后向大会主持人昌山兄抱歉地提前离会。

　　虽然，未能坚持到当晚会议结束，但我还是深感参加这一研讨会收获满满，对目前国内学界有关杨升庵研究的现状有了大致了解，也提高了对其历史地位的认识。

　　通过听取多位研究杨升庵的资深专家及年轻学者的发言，让我增长了有关杨慎的不少知识，受教良多，获益匪浅。当然，让我最感钦佩的是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林超民教授的演讲。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云南大学副校长的林超民先生在保山（古时为永昌府，杨升庵当年的充军之地）主持一场关于滇西抗战史的研讨会，我以人民日报记者的身份有幸受邀全程参加，得以与林先生相识。

　　在本次“杨慎与云南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林超民先生的两个重要观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对此深表赞同。他认为，前程似锦却因为“大礼议”、直言相谏而获罪于嘉靖皇帝的杨升庵，命运多舛，两次遭受“廷杖之苦”后死里逃生，被流放到远离京师、远离中原的云南永昌（今保山）充军，是杨氏个人的不幸，却是云南之大幸，云南“因祸得福”，因此拥有了一位来自中原的文化大师，这对推动被当时视为“蛮夷之地”云南的文化发展善莫大焉。而且，林超民先生不单纯地就学术谈学术，在演讲中多次引用李一氓先生对杨慎的评语“升庵功业，当以在云南推行中原文化，使汉族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与融合，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有贡献”，高度评价了杨慎为促进汉民族与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化融合、文化认同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称赞杨慎是我国古代倡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先驱，大大提高了政治站位。

　　另一个语惊四座的是原云南省社科联主席范建华教授。我俩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深知他敢说真话的个性。建华兄在点评几位专家的发言后，话锋一转，居然做了一番“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云南学界对杨升庵重视研究得不够，自我批评自己在担任云南省文化厅副厅长时没能好好抓一下对其研究，坦言云南在杨慎研究方面“官员缺位”“学者缺位”。

　　说来也怪，这些年来，云南对明代万历年间另一位外省人、著名旅行家徐霞客的喜爱与重视远超同为明朝人的杨升庵，有关徐霞客在云南的研讨会、宣传等举行了很多次，而在云南生活了三十余载、贡献卓越的状元杨慎却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个中原因至今犹如“雾里看花”，很难说清。

　　冷静而理性地观察，用“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形容杨慎，一点不为过。他11岁能诗，24岁状元及第，37岁被放逐到遥远的边陲，流离云南保山、昆明、大理三十余载，最终忧愤交加，病逝于保山。杨升庵一生勤奋好学，著述甚丰，涉及文学诗歌、哲学史学、金石书画、天文地理、音乐戏剧、医学生物、民族民俗、语言音韵等领域，不愧为明朝“第一才子”，还为云南培养了不少人才。难怪明朝著名学者李贽将杨升庵与唐代大诗人李白、宋代大学者苏东坡相提并论。

　　虽然我没有对杨升庵的专门研究，也因故没能把一天的研讨会开完，但还是想借此机会说点个人的一些粗浅思考。

　　一是西南林大率先倡导举办纪念杨升庵的研讨会，重振云南学界对杨升庵的研究，令人感佩。依惯例，本来这样的研讨会似乎不应由西林办、起码不应该是西林带头举办，因为这明显不是西林的专长，但西林为了云南文化的发展却毅然决然地带了个好头，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向西南林业大学、向率先创意并为此积极奔走的张昌山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

　　第二，对身为蜀人的杨升庵为滇文化所做出的重大贡献需要重新认识。今天我们要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看待外省人、外来文化对滇地本土文化发展与提升所起的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古代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云南因为地理区位及交通困难的阻隔，偏居西南边疆，与中原内地交往大受局限，导致文化的落后。但上苍并没有遗忘云南，时常以各种正常及非正常方式设法把中原内地的先进文化传输到云南，比如采用从内地大规模移民的方式，以军队征伐的方式等。

　　这里，就以杨慎生活的明朝为例。早在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调集了30万大军，任命颍川侯傅友德为统帅，蓝玉、沐英为副手，出兵征讨云南，大军在曲靖、昆明、大理等地连战皆捷，在消灭了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后，除了继承元朝那些卓有成效的统治措施外，还在云南采取了“改土归流”等一系列手段，限制与削弱云南农奴主、奴隶主的权力，以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专门设立了云南都指挥司和云南布政使司，牢牢地掌控云南。

　　而且，明洪武十九年，朱元璋采纳了镇守云南的沐英在云南实行屯田的建议。为此，明朝除了让在云南戍边的军队开荒种地、搞军屯外，还不断大量从内地向云南移民，实行“民屯”“商屯”。有资料说，当时从陕西、山西、江苏、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引来了多达四、五十万的汉族人民，屯田总数达百万亩。他们把中原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先进文化理念，这些对云南后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及民族文化的融合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种是以把获罪于朝廷的那些中原内地有识之士发配流放云南的方式，明代著名状元杨升庵就是以“充军”这样一种非正常方式进入云南的，他差不多半生人都在云南度过，成为一个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为教化云南边民、让中原内地多了解云南做了重大贡献。

　　杨状元一个外省人，又是戴罪之身，但他蒙冤之后不甘沉沦，笔耕不辍，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宝贵文化遗产。以往许多人把研究的重点只是放在杨慎的文学造诣上，片面而忽略了他在其他文化门类方面的诸多重要贡献，这是如今研究时需要正确认识并纠偏的。

　　昆明大观楼

　　大理洱海

　　保山板桥青龙街

　　在我看来，如果没有杨升庵，云南古代文化就不会有后来的高度及多姿多彩，昆明也很可能不会有春城的美誉，我们今天也很可能对明代嘉靖朝的云南社会方方面面的状况少了许多真切的了解。如果没有杨状员这个外省文化大家被长期流放云南，那云南的文化大概率还会落后更多一些、不发达时间也会更久一些。同时，中原内地也可能因此对云南的认知会更缺乏及更片面。所以，云南人民应永远感恩与感谢杨状元。

　　国家最高领导人不久前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讲话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

　　为了贯彻落实好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指示精神，更好地传承中华文明，要研究好杨升庵，我有3个具体建议。

　　一是建议以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各高校及专家学者为主，成立一个杨升庵研究联合会或叫杨升庵研究协作体，加强横向联合，形成一个协作机制，由各相关高校轮流做主席方，今后继续组织召开关于杨慎的研讨会，吸引更多的高校、社会有识之士加入到对杨慎的研究行列里来，对云南而言更需整合各方力量。

　　二是开办一个24小时的网上研究专刊。当下是移动互联网为王的时代，为适应与充分利用手机网络扩大宣传影响，建议由发起此次研讨会的西南林业大学本次研讨会后牵头注册一个“杨升庵研究”微信公号，由专家把关审核内容，经常把有关专家学者对杨慎研究的成果、观点，各地研究动态及时在手机网上发布，便于更好地覆盖大众及与快捷地沟通交流，让更多的大众尤其是青年人认知杨升庵。

　　三是可以考虑借鉴对敦煌、《红楼梦》等的研究经验，由相关高校、专家学者推动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开创一个名称为“杨慎学”的新的研究门类，对杨慎在中华文化史上的贡献做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其实，杨慎作为一个文化巨擘，对云南、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完全配得上建设一门“杨学”，我以为在当前学科研究越来越细分的情况下，或许通过设立“杨学”，才能更好推动对杨升庵的研究。希望也相信在未来可期的杨慎研究———“杨学”研究上取得越来越丰富的成果，为推动滇文化、川文化发展等起到更积极更大的作用。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这样称赞杨慎：“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

　　以我之愚见，纵观我国历朝历代，无论是学识、著述，还是人格，杨慎堪称所有状元中的“状元”。所以，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与时代都需要重新认识杨升庵！

　　作者：任维东

　　图片为本文作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