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家，当车子从葫芦河大坝上开过，我就会想到我的童年。

　　小时候，我和川娃喜欢趴在玉米秆搭成的房子里，看着永远不知疲倦的葫芦河水，心想，这些水是怎么来的呢，怎么就流个不停呢，它不累吗，哪儿是它的眼，哪儿是它的手，哪儿是它的脚呢？它这么匆忙地赶路，是要流向何方呢？又是要去寻找什么呢？

　　川娃家的玉米地就在河边，被无边无际的苜蓿地包围着。玉米收成后，我们两人就用玉米秆在河边搭房子，再在里面横放两捆玉米，就是我们的炕。自己搭的房子有一种特别的美，玉米秆散发着太阳的香味，也散发着葫芦河水的气息。父亲说，玉米从一粒种子长成人那么高，除了吃阳光、吃地气、吃肥料，还喝河水。

　　逢到旱年，这河水就更显得金贵。看着一河边的人，挑水浇田，川娃就会得意地说：“还是我爷爷有眼光，把院子打在河边。”我反驳：“可是逢到发大水，也危险啊！”只见川娃眼里的光芒一下子蔫了：“是啊……”有一年，河水涨起来，就淹到他家炕头，把一窝鸡全卷走了，他娘哇哇地哭了两三天呢！

　　后来，要打坝了，这片玉米地也要没了。眼看着一条活泼可爱的河里多出来一个大坝，熟悉的景象不再，让人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惆怅。

　　大坝打成那天，村里人敲锣打鼓地欢庆，川娃爹却蹲在坝面上，望着玉米地出神。我看到他的眼里噙着泪水。但川娃的好事来了，他爹拿出补偿款，请公社里最著名的裁缝给他缝了一身新衣服，可把我眼馋坏了。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今年回家，儿子嚷着要到坝里划船，我们一家就租了一条小船，在坝里游览。当船行至川娃家玉米地的水面上时，我跟儿子说，这下面，有你爹和川娃伯伯的童年哩！

　　我给儿子讲自己童年的故事。

　　记得河坝修成后，我常和川娃在晚饭后到玉米屋，趴在玉米捆上。暮色中的河水有种说不出的神秘，对岸人家的灯光映在河水里，星星点点。蛙声像过队伍一样，一阵比一阵起劲儿。青蛙一定知道我和川娃正竖起耳朵听，才那么带劲儿地演唱。

　　这是秋天。

　　夏天的时候，我和川娃最喜欢烧玉米吃。一垄垄地找，一株株地看，找那些快成熟的玉米，烧着吃。寻个地埂，挖个灶，把玉米放在上面烧得半生不熟，饕餮一通，然后哈哈大笑，因为我们吃得满嘴满脸都是黑，变成了黑包公。

　　春天，最难忘的是在河边割苜蓿。盼着盼着，苜蓿从地面探出绿色的小脑袋，我们就开始拿刃子割了，割满一篮子，回去让娘给我们炒上一小碟。那个香啊，真能把人香晕！

　　苜蓿既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也带来了春天的恩泽。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能够吃到一碗香喷喷的苜蓿，真的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享受。但苜蓿不能多吃，吃多了胀肚，往往一夜辗转难眠。

　　终于有一天，苜蓿老得不能吃了，我们就割来喂牛。喂牛的时候也要操心，不能让牛吃多。

　　有那么几天，一河滩的蓝色苜蓿花开放了，给葫芦河穿上一身蓝花裙子。蜜蜂像彩云一样覆在上面，如金的阳光经它们的翅膀折射到我和川娃的眼睛里，让我俩觉得这世界是如此甜蜜，如此光彩照人。

　　川娃要折一个玉米秆咀嚼，玉米秆里的汁子就像蜂蜜水一样甜。每年收玉米时，我们都会美美地咀嚼一通。但是这个季节不能，我抓住川娃的手，说：“这玉米秆折了，它身上的玉米棒不就死了吗？”川娃恳求道：“就折一个。”我说：“一个也不行，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川娃一听，缩回了伸出的手。

　　川娃家种玉米时，爹带了我去帮忙。往地垄里点种子时，爹说，你看这种子多神奇，一粒下土，就能长出一株玉米。一个玉米棒儿上，又结着那么多玉米，少说也有二三百粒吧。一株玉米秆上，结四个玉米棒儿，就是一千粒。一粒种子，一下子变成一千粒，神奇吧，种一得千，这就是天理。再说，只有种子，没有地力，它也长不成，没有阳光，它也长不成，没有雨水、河水，它也长不成。一粒种子，要变成一千粒种子，里面包含着多少天赐的缘分呀！

　　经爹这么一说，手里的玉米种子一下子神奇起来。再往犁沟里点时，我就多了一份感动和珍惜。

　　在玉米屋里玩够了，就开始“渡江”。这是我与川娃常玩的一个游戏，因为那时候，我们都特别喜欢《渡江侦察记》这部电影，都崇拜李连长。于是我们俩交换着扮演李连长。只不过，在我与川娃的游戏里，枪是玉米秆做的，帽子是柳枝做的。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发！”

　　随着声声“炮响”，我与川娃的“渡江”开始了！

　　江面上全是“船只”，那是我和川娃用玉米秆扎的……

　　如今，随着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在葫芦河东岸落成，随着“文学之乡”落户宁夏西吉，故乡的河越来越出名了。近几年，每逢夏天，我就在这里组织“文学之乡”夏令营，一次次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故事，常常会把我的泪水讲下来。

　　夏令营里，我们也让孩子们挖锅锅灶烧土豆、烧玉米，也让孩子们在河边住帐篷、看星空、听鸟鸣、观日出、赏月色，体验乡村安静和深沉的夜色。孩子们的兴致也非常高。

　　小船靠岸，妻儿去爬山了，漫山遍野的杏花正在怒放。我坐在山坡上，望着葫芦河，再次想起了《渡江侦察记》的台词：

　　“四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李连长说。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四姐说。

　　一晃五十多年，我坐在故乡的山坡上，李连长和四姐的影像再次浮现在眼前，我的鼻腔陡然一酸。五十多年，这条葫芦河，一直不停地流着。岸边的父老乡亲，大半已经归去；孙子辈们，像庄稼一样一茬一茬长起来，他们再也不用像我和川娃那样，为衣食所困，也不用像我和川娃那样，要小心地提着鞋，蹚过葫芦河，跑几十里路看一场电影。

　　但我并不羡慕他们，那曾是属于我们那代人的日子，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课堂，是我们的童年……

　　（郭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