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军教授新作《孔子新证：一种基于生活史的思想探究》出版。该书紧密结合春秋中晚期社会变迁的宏观历史背景和具体社会场景，在生活史与思想史的双重视野中对孔子生平思想进行融会贯通的考证研究，在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的交叉中探究孔子学说对周礼文化的承继与开新，立体呈现了春秋时代背景下孔子的人生轨迹、历史形象及其文化意义。全书洋洋50余万言，考信精当，论证严谨，论从史出，新见屡现，富有启发意义，出版不久即入选“商务印书馆2025年2月十大好书”和“中国出版集团好书榜2025年第二期”。

　　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其研究由来久矣，古代儒学与经学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孔学。近百年来，以现代学术范式和方法研究孔子取得丰富成果，然亦烙上特定社会时势的印记。改革开放后学界以较为平实的心态看待孔子及其思想，如李泽厚先生《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甫一刊出，风行天下，可视为新时期孔子研究的一个新起点。进入新时代，孔子研究关涉文化自信和民族复兴的母题，《孔子新证》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时代语境下，立足讲好中华文明故事的新要求，对孔子的生平思想进行全面的新考证新探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系统地还原了孔子的思想内涵，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孔子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建议，既深化了传统的学术课题，也顺应了时代的学术召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学术进步是一种历时性的累积过程，优秀的学术成果往往具有“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的效应。《孔子新证》自名曰“新”，这种“新”究竟体现在何处？我细细读来，发现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体现出四个方面的新特点：

　　第一，研究主题的新把握。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新证》致力于探究孔子思想特质尤其是对于中华文化历时久远的普适性内涵与意义，将“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这一世纪之问作为贯通全书的研究主题，对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分析：孔子思想在继承商周礼乐文化的基础上究竟作了怎样的创新？孔子的这种思想创新究竟包含了何种文化底蕴，使之在后世传统社会中呈现出超越时代的延续性？儒家后学如何彰显孔子思想的普适内涵，以适应不同时代的社会需要？以孔子思想为核心、历经千年传承的儒家文化如何在当代语境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文化意义？作者通过对《论语》《左传》等排比分析，揭示了孔子在周朝礼乐文化中植入“仁学”新元素，不仅延展了周礼文化的精神生命，而且将原本只属于贵族阶层的礼乐文化改造为一种面向全体民众的儒学文化体系，开启了华夏文化后世发展的新灵魂、新生命和新理路，在随后的历史长河中激发起强大的生命脉动，引导和推动中华民族创造出伟大的精神史诗和文明丰碑。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上述层层递进的深入剖析并不限于单纯的哲理思辨，而是基于对孔子思想的生成嬗变与演进发展的历史性考察。这种哲学与史学双重建构的研究方法，正是该书的又一重要特点。

　　第二，研究方法的新探索。研究古代思想并非只是哲学的课题，也同样属于史学的任务。《孔子新证》作为一种基于生活史的思想探究，将哲学式的沉思路数与历史式的考证路数有机结合起来，在春秋社会变迁的历史大背景中深研细绎孔子生平的重要转捩和仁学思想的发轫发展。孔子一生几乎走遍中原各诸侯国，接触众多的国君和卿大夫，并且通过丰富的典籍阅读，与大量历史人物与前辈先贤进行了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该书聚焦春秋中晚期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与邦际关系，通过微观史的时空考证与场景还原，关注那些影响孔子思想观念和人生取向的重要事件人物，探赜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彼此影响，具体而微地透视孔子的精神世界与心路历程。这种学术范式用于孔子研究是合适的，因为孔子研究的最重要资料《论语》正是包含了大量具体的人际对话与人物互动。作者尝试根据特定的历史语境，来考证出某些“子曰”的具体时空，以便读者们更能理解和把握这些言论观点的历史意涵。以往学术研究也有“知人论世”的要求，但将其上升为一项学术研究的整体范式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能使思想史拥有生活史的源头活水。著名学者刘东先生为该书作序时写道：“作者这样的写作动机，肯定是既合乎古训、又有补于当世的。”这一评价甚是精当。

　　第三，文献史料的新考信。对史料进行严格的考证、辨析与取舍，是一部严谨的历史论著不可或缺的前置性工作。在孔子研究历时二千多年积累的丰富文献资料中，包括了许多未经考实的传闻逸事和“六经注我”的主观臆说，有些至今仍被用作孔子研究的史料，导致了相关研究成果可信度降低，甚至产生种种误导的问题。《孔子新证》坚持实事求是和无征不信的态度，在材料的考证上花费了大量气力，对包括新出简帛资料在内的各种相关史料进行严格的考信与甄别，不仅纠正了以往孔子研究中的诸多成见与舛误，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和文本基础。如作者对孔子与鲁国“三桓”关系的分析，将“三桓”视为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人物而非“铁板一块”的家族符号，通过考察孔子与“三桓”历时半个多世纪、历经上下五代的社会交集，揭示彼此之间既矛盾又合作的复杂关系。又如作者对孔子“入太庙，每事问”究竟问什么，孔子为何“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去鲁是否缘于“燔肉不至”，孔子周游列国的具体时间与路线，孔子不同时期对弟子入仕为官的具体态度，孔子对春秋晚期诸侯争霸以及鲁、齐、吴、晋邦际关系的态度，孔子晚年“吾与点”的实际心态等，都作了具体而微的考证分析，得出了诸多新见，为学界和大众提供一种清纯明净、客观公允的孔子思想人格论传。这种有史有论、论从史出的著述特色是该书的一个突出亮点，虽也有不周之处，但总体上瑕不掩瑜。

　　第四，社会现实的新观照。研究孔子思想，不仅仅是研究传统历史，还需要有现实的社会观照和文化关怀。《孔子新证》在这方面着墨不少，体现了作者通变古今的能力和文化创新的自觉，使孔子研究的时代应用价值得到了新的提升。具体来说，该书提炼了孔子思想与现代文明价值相契合、能转化、需弘扬的多方面内容，阐论了孔子人格蕴含的文化意义；同时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观点，对孔子思想人格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反思，探讨其存在的历史局限性，提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具体思考。近现代以来，孔子形象一直是世界范围内中国文化形象的最重要代表，讲好中华文化故事，理应讲好孔子的故事。该书在学术性与可读性、专业性与通俗性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为“两个结合”时代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提供了一种中华元典文化的新视角和新话本。

　　我与李军教授相识相知数十年，读《孔子新证》，既有一睹为快的喜悦，更有为他沉潜学问、成一家之言的欣赏。《孔子新证》深化了对孔子思想内涵及儒家学说历史影响的认识，新发掘出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更新了学术研究范式，大幅提升了孔子研究的水平。这一突破是学术的突破，也是学人的突破。（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郁建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