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 惠 刘盈科

　　王永炎院士，自号颍容学人，中医内科学、神经内科学、中药资源学专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北京中医学院院长、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等职务，在中医老年脑病学、中医药标准化领域有突出贡献。

　　《王永炎院士传》是以王永炎院士的生平、成就及思想为主要内容，反映中医药学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著作。作品通过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代中医人勤学古训，守正创新，薪火传道，在中医药学临床疗效、学科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非凡成就，反映了中医人锲而不舍，为中医药事业奋力拼搏的昂扬斗志和奉献精神。传记纵贯古今、内涵丰富，融入了中医药学从神农尝百草到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如巴蜀、孟河等杏林流派的演变，反映中西医从斗争到结合的历程，以及中医药学自身现代化的与时俱进等，突破了一般传记文学的单线叙事模式，用语简朴明快、内涵丰富。

　　谈到传记的创作缘由、过程，传记作者刘建国带着无限的感怀， 吟诵起了苏叔阳先生的一首诗：

　　我愿意驾一叶扁舟，

　　到浮沉的天海遨游，

　　或者携根枯藤的手杖，

　　步行到那宇宙的尽头。

　　这是几十年前，曾是翩翩少年的苏叔阳先生踌躇满志，写下的一首诗，表达了自己遨游文学之海的宏图远志。《王永炎院士传》作者刘建国，对于自己的这次文学创作，深情地说：“我愿意追随那一叶扁舟。”

　　一、忘年交的托付

　　二零一六年，美国流行病学者大卫·斯诺登的科普著作《优雅地老去》译注本在中国发行，王永炎院士的弟子深受启发，决定用文学来表达中医，为导师王永炎院士撰写人物传记——《王永炎院士传》。

　　刘建国受托为传记寻找作家。第一刻，他就笃定，自己多年的忘年好友苏叔阳先生最为合适。王永炎院士听说后非常高兴，他自然是知道苏叔阳先生的，由苏叔阳先生动笔是一大幸事。苏叔阳曾凭借自己在北京中医学院（今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列教研室的工作经历，创作了以中医为题材的《丹心谱顿号删除故土》，在国内引起了巨大轰动。

　　然而，一九九二年以来，苏先生一直与癌症作抗争，当时苏先生身体状况江河日下，又年事已高，舟车劳顿、思虑繁重已是不能。经过慎重考虑，苏叔阳微笑着提出：“刘建国，你来写，我在旁边看着吧。你肯定能很好地完成这部作品。”

　　文学家通常都有一双善于观察人的眼睛，苏叔阳对刘建国的信任是有依据的。一九八四年冬天，刘建国与苏叔阳先生二人相识于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举办的一个座谈会。更巧的是，俩人竟是月坛北街的友邻。那十来年，刘建国是苏叔阳家中的常客，追随苏叔阳“那一叶扁舟”畅游文学之海。那时，刘建国只能算文学爱好者，由于爱写诗歌、散文，并曾经在《河北少年》上发表过散文，被老师同学谑称“大作家”。后来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工作，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文史哲书籍，并有幸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玖兴先生的入室弟子，从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契《理性的毁灭》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再到冯友兰的《贞元六书》以及中国哲学“三史”等，构建起了自己的底层哲学世界。

　　同时期的苏叔阳已处创作的高峰期。继1978年其成名作《丹心谱》发表上演获得巨大成功，随后又推出《金水桥畔》（1979）、《左邻右舍》（1980）、《灵魂的审判》（1984）等话剧，《春雨潇潇》（1979）、《盛开的月季花》（1979）、《丹心谱》（1980）、《夕阳照》（1980）等电影剧本，以及后来荣获首届人民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故土》（1984）等。像他诗中期许的那样，驾扁舟一叶，自由遨游于文学之海；执着杖，于茫茫宇宙中前行。

　　苏叔阳告诉他自己的两部作品都取材于曾经在北京中医学院的生活，情节、人物都有原型，是艺术加工后的现实，嘱托他“你只要把握好一点——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一个是热爱文学，爱用哲学的思维品读文学作品的文坛发烧友，真诚而纯粹；另一个，则是在文学之海以及苍茫宇宙中来去自如的著名文学家。刘建国和苏叔阳有二十年的岁月差距，因此在刘建国的内心，苏叔阳就是他心中永远的“老师”。

　　二、迎风追随

　　如果说苏叔阳是刘建国遨游文学之海要追随的那叶扁舟，那么《丹心谱》和《故土》便是那一叶扁舟桅杆上高高扬起的风帆。它们站在历史的横切面讲述了中医人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场景，引领《王永炎院士传》的创作方向。刘建国紧随其后，在实地采访、书信往来、走访故交、文献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描述一代名医王永炎院士的生平事迹、思想和成就来展现新时代中医人的风貌。

　　（一）优美的中医赞歌

　　中医药学历经数千年积淀，一直是守护华夏民族健康的法宝。它仰观天象，下视苍生，将人体视为整体，让健康与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扣。它以完备的理论体系、清晰的辨证论治法则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孕育出璀璨夺目的中医文化，成为文学作品乐于表现的题材和歌颂的主题。《王永炎院士传》以人物传记形式，围绕中医发展中心事件，谱写中医赞歌。

　　刘建国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时代背景中，感受到了中医在保护人民身体健康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在《王永炎院士传》的创作中，刘建国十分留意记写传记人物应用中医取得临床实践疗效的案例。如王永炎的祖父用中医“棍眼药”施德行善，广受赞誉；王永炎在京西矿务局医院用针灸治疗“风痱”病，以内服白及、三七、百草霜缓解矿工咳血、咯血症状；在甘肃定西用中草药外敷治愈小孩儿头癣；在唐山大地震的救灾中改汤剂口服周氏回生丹方防治瘟疫；抓主症治愈带状疱疹、“五更泻”病患者；其他诸如中风、络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用中医治疗都取得了疗效。

　　传记还着重书写中医文化，紧扣时代脉搏，书写中医药在时代发展中的浮沉。作品中的中医与西医并存以及中医力量偏弱的状况，是对中医当时处境的真实写照。从炎黄到清末，中医一直是守护人民身体健康的法宝。但清末西学东渐后，在西医及现代科技发展浪潮中，中医人文哲学为根基的理论体系受人质疑和批判。民国时期，医学界更是掀起中西医之争，将中医逼到几乎废除的边界。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中医，取消中医行医资格的呼声还在高涨，这都给中医造成致命的打击。不过，1956

　　年后，针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毛主席、周总理极力倡导和支持，使中医重新得到重视，开始了“西学中”以及中西医结合的浪潮，逐渐形成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的三股医疗力量。中医在时代变迁和历史洪流下的这些发展变化，给刘建国创作传记提供了时代背景，让他对王永炎院士中医生涯中的经历、主张和思想有了深切的认识。他牢牢把握中医发展的脉络，以具体的人物事件，书写中医，讴歌中医。

　　一是，赞美传统中医具有传承守正，不断增强自身内核的力量。王永炎饱读中医经典，国学底蕴深厚，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善于不断探索、深化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他早年善于从具体的病症，如中风、络病、玄府病、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探讨中医理论体系、辨证论治的法则、诊疗手法，以及方剂配伍和中成药开发；晚年研究上升到医学哲学高度，重新诠释证候、玄府等概念，提出“证以候为依据，候由素来组合，素由象来表现”的观点以及辨证方法的新体系。他“弘扬原创的唯象思维”，提出中医“象思维”，探讨以“象”作为中医疗效的评价指标，归纳出中医意象诊疗模式；“崇尚国故、弘扬国医”，提倡中医人读经典，追求和谐、平衡、仁恕之道，认为中医是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医学、是心灵的医学，主张用叙事医学促进医学与人文发展。他用一生的学术积淀，对延续和深化传统岐黄医术作出了贡献。

　　二是，赞美中医具有向内自省、向外兼容、不断创新的力量。近三百年来西学东渐，传统中医积极向西医学习，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毕业留校后，王永炎到协和医院神经内科进修，系统学习西医神经病学、解剖学，以此开展中医神经内科建设和研究。其间，王永炎参与开发了全国急症必备用药“清开灵”注射液，并亲见中西医结合治疗肾病的案例，这让王永炎感受到了中西医结合带来的成功。王永炎继续在中医领域耕耘，在中医药学临床和研究中融入现代科技，推动中医现代化，走向新的发展征程。一方面，探寻并应用现代循证医学、诠释学、网络科学的方法开展中医临床和研究，努力推进中医药学现代化，证明现代中医药学在甲型H1N1流感、流行性乙型脑炎、非典等急症、流行病防治和治疗领域具有疗效。另一方面，将中药纳入基本医保体系，推进以现代科技开展中成药、中医注射液、中医复方药剂研发，促使中药走向规范化和产业化道路。此外，还推进中医药标准化研究和建设。主持了《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顿号删除中医病案书写规范顿号删除中医内科常见病症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等标准化建设工作，深入探讨中医辨证论治诊疗技术的标准化问题，并提出标准化是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策略。此外，通过媒体推广中医，担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现代中医临床》主编，《环球中医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名誉主编等，加大中医药学在现代医学中的影响力。

　　一生的临床和学术积淀，让王永炎对中医学的科学性和发展之路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刘建国也非常认同他的观点，认为医学是人学，无分中西。中医以“人”为诊疗目标，以整体系统医学为内在标准才是长远之策。未来是大科学指导下的医学世界，多学科参与下中西医有可能朝着整合的方向迈进。

　　中医在发展过程中，并未故步自封，僵化不前，而是大胆地向内自审，向外吸收现代科技力量武装自己，解释自己，又发展自己，寻得了新的发展。面对时代变迁下中医的发展变化，《王永炎院士传》紧紧抓住其永恒不变的内核——传承岐黄、守正创新、治病救人，为中医唱着永恒的赞歌。

　　（二）仁者仁心中医人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故事情节或行为的主体和推动者。《王永炎院士传》在处理人物关系时，既有仿效也有自己的创见。

　　和谐与对立的人物关系。作品对王永炎院士身边的人物关系作了系统分析，传记的人物关系描写服务主题和写作目的，选取了那些与人物性格、人物成长和成就相关的人物进行描写。在《王永炎院士传》中较为常见的人物关系主要有这么几种，一是亲友关系；二是师生关系；三是医患关系。

　　亲友关系，作品主要描写王永炎自小受祖父从医经历启蒙，二伯父被日本鬼子残忍杀害激发爱国热情，父母养育亲情难忘，与二伯母别离满怀不舍，与学长毛翼楷相交并挺身为其鸣不平，与爱人相知相遇在事业上互帮互助等，由此可以推见王永炎的成长之路上的心路历程。

　　师生关系也是传记浓重书写的一笔。作品主要选取问道于董建华、任应秋、王玉川，得王绵之指导论文，参加廖家桢的帕金森病科研小组拓宽学术视野，仕途受挫时得任继学进行开导安慰等事件，书写王永炎成才的故事。另一方面，王永炎注重薪火传道，培养后继人才。传记选取王永炎培养博士后，组建圆融团队、国家实验室过程中对学生的指导，反映王永炎的育人心得以及他传承中医药的坚守。

　　医患关系的描写能反映王永炎院士的医学主张、人物品格。王永炎倡导人文关怀，心灵治疗，在治疗“五更泻”的病患时，关心并疏导病患，让病患充分相信医生，提高了治疗效果。

　　苍生大医的人物形象。艺术和现实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刘建国发现《丹心谱》和《故土》中的人物似乎是对现实的映射，与现实中王永炎院士及其周边的中医人物具有高度的重合。他们迈着相同的步子，以中医人高尚的道德情操走到了世人面前。

　　“大医精诚”是中医人的至高追求。《王永炎院士传》以传主的医学成就、杰出贡献为主要内容和直接表现对象，体现王永炎在医学上的“精”，在医德上的“诚”，以“精”为“诚”的底气，以“诚”为迈向“精”保驾护航。它们是王永炎成为时代大医的根本，也是贯彻传记以及传主生平始终的主线，具体脉络可概括为“立志——努力——拼搏——成功”。作品大量描写了王永炎在专业上努力钻研的事迹，如受祖父启蒙立志学医；求学时勤学经典、向导师求教，出师成医；科研临床，在实践中提高医术；攻克中医学难题，致力中医自身发展，在中西医结合中创新中医，促进中医现代化、标准化和国际化发展；著书立说，提炼中医医学理念等，最终成为一代中医名医、大医。

　　大凡医者悬壶济世，都心怀仁心。作品中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王永炎在怀柔农村参加劳动时，顶着星辰到农户家为老大娘祛除蛔虫；与导师董建华在内蒙为百姓治疗沙眼时，碰到不惜卖羊来治病的老牧民，不仅积极治疗，还分文不取。在甘肃定西、唐山大地震救灾中，满目疮痍激起了王永炎的医者仁心，他积极施救，在一连十八个小时水米未进，唇焦舌燥，声音嘶哑的情况下，将仅剩的药物注射到灾民体内，多日后得知有患者返京，他仅手书“我还在”给自己家人报平安。这些都是传主王永炎院士心系病患，医者仁心的真实写照。过去经年，这些事例仍如此感人，令作者一边创作，一边动容，所以他特别能理解晚年时王永炎为何能从“人”的角度思考医学，提炼出人文医学、心灵医学来。

　　出仕入仕，功名利禄，自古儒家道家态度不同。医者普度众生，但对名利也有不同态度。作为传记，王永炎在功名利禄和仕途的作为是客观的，也是他自身价值观的体现。早期的王永炎崇尚儒家思想，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从东直门医院内科主任，做到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身兼数职。但他更像郑柏年，将职务当作职责，当作服务众生、实现理想的平台。传记记录他仕途变迁的过程，更讲述了他身在其位，扎扎实实干事，在中医走向中西医结合，中医药实现现代化、标准化、国际化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可以说，仕途是他实现理想抱负的路径，而民众的健康和福利就是他的理想抱负，而非个人的名利。

　　不过，王永炎没有安适之那么幸运，他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他1984年在北京中医学院院长的任上曾做了很多改革和管理工作，让医院焕然一新。然而仅仅一年后，就被改任第一副院长。后来在任继学老师的开导下，他重新投入挚爱的中医药事业中，最终取得科研、临床、学术等方面的杰出成就。传记毫不避讳地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作为传主生平和思想转变的重要事件。王永炎院士自称早年尊儒，晚年参禅，作者刘建国认为这种思想转变与院士的人生经历，以及作为中医人在功名利禄面前风轻云淡的内心世界息息相关。

　　一曲赞歌，绘就几代中医人。刘建国很欣慰，《王永炎院士传》以中医药学为主线，将众多人物安排得井然有序。而传主王永炎院士，以苍生大医的形象真切地立在了人前。

　　（三）承老舍之风

　　1986年，苏叔阳创作话剧《太平湖》，刘建国正好造访。谈起有人评价老舍，说他的作品流于油滑。苏叔阳不以为然道“他读过几本老舍的书哇？”苏叔阳有资格说这话。

　　苏叔阳是承老舍之后，现实主义京派文学的代表，是新写实主义。1992年，苏叔阳又作《老舍之死》，与《太平湖》一样，都是直接以老舍为写作对象，向老舍致敬的缅怀之作，是苏叔阳“奉献于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灵前”的“无泪的长歌”。年岁渐高之后，苏叔阳已然无法再为中医人续笔，但由刘建国承继这一主题，并延续新现实主义文风，他却是有信心的。

　　如何在《王永炎院士传》创作中，以老舍的文风，实现传记文学的纪实性功能呢？刘建国认为应该是——真实。一是真实的生活，二是真实的人物语言。前者要从现实中撷取素材，获取灵感；后者则要贴合中医人的身份，符合其用语习惯。刘建国记得在月坛公园、月坛北小街或者三里河东路一带，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经常能看到苏叔阳的身影：或跟集邮摊老板闲聊，或蹲在报摊、修鞋或修车铺旁，饶有兴味地观察周遭的人来来又往往。不久之后，这些平凡的小人物，以及他们接满地气的北京土话就跃然纸上，登上了苏叔阳话剧的舞台。但写知识分子，苏叔阳采用了不同的语言风格，他的《太平湖》《老舍之死》《丹心谱》《故土》等作品，与老舍的《离婚》一样，无论从内容还是语言，全无所谓“流气”之风，完全贴合知识分子的生活与用语习惯，尽显平实、明快。可见，所谓的“流气”不过是根据写作对象的特点，为北京普通市民量身定做的语言风格。当镜头转向知识分子，这些写作大家自然会变换焦距，改变创作思路。

　　不过对于真实，文艺作品会根据体裁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作品中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是艺术化的真实，好比捏泥娃娃，将张三的脑袋，李四的胳膊，赵五的身子，王六的腿，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攒合而成。它让人相信它是真实的，但细节却是移花接木而成的，不能在现实中一一对号入座。

　　传记的真实是严苛的，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反映传主的经历，包括传主的出身、成长、求学、娶妻生子、工作和成就等已经成为事实的人生。作者要客观描述这些既有事实，以中立的态度，不隐恶，不溢美，不歪曲事实，更不能添油加醋，无中生有。比如，王永炎院士在第一次上任北京中医学院院长时，意气风发，决意大施拳脚，但却毫无征兆地被贬而心情低落。《传记》忠于事实，毫不避讳地描写王永炎所受到的心理冲击，也客观分析王永炎个人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让传记实现了纪实性功能。

　　只是一个人一生的人和事，可谓千头万绪，数不胜数，而传记的舞台空间却是有限的。在众多事件中，传作者必须有所选择，要根据作传的目的、主题，选取典型事例，还原事实，为写作目的和主题服务。比如，传记客观描述了王永炎院士参与抗击SARS，向中央建议使用“血必净顿号删除痰清热”两种药物。此后，又描写了王永炎多次指导中医参与甲流、乙脑等疫情防治，以及在工作中不幸感染H7N9甲型流感而生命遭受威胁的事例，如实还原并刻画了一位临危不惧，舍生忘死的医护工作者，一个拥有高超医学修为的苍生大医形象。

　　在表达上，与一般传记注重叙事、用语生动形象不同，《王永炎院士传》的语言平实，又擅长引经据典，与王永炎院士杏林儒学大家的身份甚为贴合。如传记一开篇介绍传主的家乡，“这里的母亲河是潮白河，古称‘沽水’，孤奴后，此地又改为归德，再顺州，而今为顺义，居京东八县之中。”作品用语流畅简洁，又有散文款款而行的悠然。介绍王家为“小康殷实之家，诗礼簪缨，秉承着中国儒家文化的‘礼仪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连用两典，意境深幽；而描述中医人求学时则以“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表达学子们积跬步成千里的耐心；谈及医者仁心，传记更以“医为仁术，苍生司命，以‘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为目的，以延长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为灵魂，两者可谓殊途同归”来表达，语言质朴，语义通达。

　　为此，苏叔阳先生在作品序言中毫不吝啬地称赞：“对该作品的文字水平我确实不感到意外，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执笔者受着老舍先生的影响。”

　　三、先行的扁舟

　　二零一八年，《王永炎院士传》初稿写就，刘建国第一时间请苏叔阳审阅。

　　苏叔阳连连感叹：“王院士与我是同庚”，“我们的脚跨着两个时代”，“我们应该算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苏叔阳驰骋文坛，一生获奖无数却并非其创作初衷。他以笔为戎，在现实纷扰中始终保持冷静，用作品勾画理想世界，洗涤人的心灵。而王永炎在医学的战线上，用超凡的人文主义的中医药解除人们生理和心理的疾痛，在时代发展的惊涛骇浪中始终把好中医药发展的船舵，振兴中医药事业，又引领中医药事业走向现代化、标准化、国际化的道路。两位同龄人，在上一代老先生的亲炙下，在各自的战场开疆拓土，都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厥功至伟。

　　对《王永炎院士传》初稿，苏叔阳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一是重点刻画王永炎在中医药学上的功绩和成就，以及他在成才道路上的心路历程；二是调整结构和脉络，以王永炎成为苍生大医的过程作为明线，贯穿的暗线则是其对医学的坚守以及医学的发展，以此为中医人续写赞歌。

　　苏叔阳为传记写了《序言》，时间是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二日。时隔半年，二零一九年五月，苏叔阳的身体急剧变化住进医院。躺在病床上的苏叔阳，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刘建国不愿意相信，这就是几个月前还跟自己谈笑风生的那个精神矍铄的白发老人。

　　二零一九年七月，苏叔阳安详地长眠于鲜花丛中，永远地离开了爱他和他爱的人们，首都文艺界的很多知名人士都前来吊唁，与他告别。“夕照街丹心谱大地哭亲人，故土情雨潇潇白云是叔阳”，就像那天八宝山下的雨，直击刘建国的心，他流着泪跟这位几十年的忘年交作了最后的告别。带着无限的哀思，刘建国重新投入传记修订工作之中。因为，那是他们共同的事业。

　　为了不辱没苏叔阳在文坛上的大名，也为了对传主王永炎院士有更深的了解，刘建国放缓了出版的脚步。在三年时间里，他把原稿打散，另起炉灶，又增添了王永炎原始的一些生动形象的生活细节，几经改易，终成定稿。刘建国亲自到人民出版社，将最后一次校对稿郑重地交给了责任编辑，二人又一起核对，一直到夜幕降临。

　　从出版社回来，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刘建国却不着急回家，他撑着一把雨伞，不知不觉地走到了苏叔阳曾居住在月坛北街的那个家。那个物是人非的公交车站，那个熟悉的窗户，以及那曾挂着的白色钩织纱帘。他曾无数次看到，橙黄的灯光，透过纱帘的花纹散发着温暖。窗帘后的书桌前，会有苏叔阳的身影。

　　只是，那晚，窗口不再有灯光。刘建国多想再去拨通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希望云端的那头能传来苏叔阳熟悉的亲切的声音，温和地点评即将出版的《王永炎院士传》。

　　只是，已不能。

　　大士未曾说法，谁做金毛之声。

　　念月坛北街之久别，本是偶然；渡口船回，依旧云山之色；春来雨过，一新钟鼓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