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军

　　《从黄昏到黎明——中国近代文化史六讲》，张昭军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拉长时间段看，近代文化只是其中的一节。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角度，将中国文化史分为三期：第一期，自邃古以迄两汉，国内诸族交流融汇，创造出独立的文化。第二期，自东汉以迄明季，佛教东来，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由抵牾而融合，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流，道家、佛家文化为补充的传统文化。第三期，自明季以迄新文化运动，西方文化渐次输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由冲突而交流、融合，初步形成了中国新文化。

　　近代文化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又赋予中国文化以崭新的时代精神，展示了中国文化顽强的生命活力。作为中国文化长河的一节，近代文化吸纳了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成分，但后者并没能取代前者，中国文化的主体没有变，中国文化在近代奔腾向前的动力主要是来自自身。况且，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无论就体量还是势能而言，其命运和前途绝非外来文化所能够左右，更不可能舍己从人。

　　孟子曾以“一治一乱”来描述上古历史的演变，“大道之行”则治，“大道既隐”则衰。汤因比则将历史比作时间织机上来回穿行的梭子，看似循环往复，却能够编织出不同样式的图案。这两种说法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人类历史螺旋式演进的状态。受此启发，《从黄昏到黎明——中国近代文化史六讲》一书尝试以“从黄昏到黎明”为喻，解释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嬗变历程。

　　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恰如从黄昏到黎明，经历了一个漫漫的长夜。黄昏是时间的界标，它既可以视为一天的结束（当然不是时间的终结），也可以理解为新的一天的开始：黑夜是白昼的准备。东方既白，回望历史，中国文化在近代并没有表现为一味地衰落，更没有解体，而是在迎接光明，走向复兴。

　　“贞下起元，往而必复。”近代文化不仅构成了延绵不绝的中国文化的一环，承前启后，推陈出新，而且放眼世界文明发展史，也容易让人生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慨。在西方人的词典里，oriental（东方）、occidental（西方）这对概念分别源自拉丁语oriens（太阳升起）和occidens（夕阳），对应“清晨之地”与“傍晚之地”。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将“东方”视作人类文明的“起点”和“过去”，“西方”视作人类的“现在”和“归宿”；用“东方”代表遥远的天堂，西方代表“现世”。黑格尔由此出发，甚至自豪地宣称，世界精神的“太阳”虽由东方升起，但东方国家只是人类历史的幼年期，世界精神的“太阳”最终是降落在了体现人类成熟和力量的日耳曼人身上，从而实现了其终极目的。

　　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表明，世界精神的“太阳”并没有永远地驻留在西方，西方文明不是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中华文明正再次实现伟大的复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日出东方催人醒。”长期以来，提及中国近代史，映入人们脑海的往往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衰落、屈辱和苦难的历史。“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这段历史记忆刻骨铭心，不堪回首。但全面地看，近代史不仅仅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还是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蕴涵着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历史表明，民族复兴才是近代历史的方向。借用恩格斯的话说，从“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要阶段，中国近代文化史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