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文彰 纪光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出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这就表明，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植根于深厚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并且也只有从传统中国之治的历史与逻辑中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新时代“中国之治”的独特道路和内在逻辑。

　　彭新武教授新著《传统中国之治的历史与逻辑》（经济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以下简称“该著”）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最终成果，就是一部深度阐释和解读传统中国之治的历史演进、思想依据及其主导逻辑的专题研究成果，该著以宏阔的历史思维和缜密的哲学思考对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宗法制度、礼乐文明、王霸关系、君权民本、治乱循环、华夷之辩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给出了深入而具体的思考与阐释，以便从传统中国之治的历史演进和经验反思中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必要的镜鉴或方法的启迪。因此，作者并没有单纯就历史而论历史，仅仅“客观”地呈现中国之治的“原本”样貌或总结其得失成败，而是透过繁纷的历史表象和思想迷雾，力求把握传统中国之治的主导线索、核心密码和内在逻辑，并且自觉以理性精神批判性反思和审视传统中国之治背后独特的“中国之理”。简言之，该著是彭新武教授着力以传统中国之治的“历史之问”回应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之问”的思想结晶和理论成果。这一理论追求明确地反映在该著审视与反思传统中国之治的三个“当代视角”上。

　　第一，以现代管理或治理的视角来反思传统中国之治。该著以传统中国之治为对象，聚焦夏商周三代以来古代政治统治或国家管理的历史变迁，展开对传统“治道”中的一系列关键而重要问题的深度阐释和理性反思，以求把握传统中国之治的演进规律和变革取向。彭新武教授向来以现代管理哲学和管理思想史的研究见长，这样的理论背景为他阐释传统中国之治提供了独特而专业的视角，使得该著对中国古代历史上治国之道的理解别具新意，也常常会发掘人们没有关注到的“管理”问题。该著中，自组织、官僚制、工具理性、法治、民主行政、社会参与等现代管理或治理中常见的概念和思维经常被用来阐释或反思传统国家治理中的礼治、吏治、人治、王道、民本等重要问题的得失成败。在阐释源自法家的“术治主义”及其流弊时，该著以马克斯·韦伯现代“官僚制”理论的视角，既充分肯定其中蕴含的类似“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及其现代价值，又明确梳理出其中所包含的“谄媚、韬晦、折中、朋党”等“治术”的历史流弊及其危害，揭示出传统国家治理逻辑的复杂性；在探究传统中国“王道恒常”但“治乱相循”的历史悖论时，该著不仅完整揭示了历史演绎中朝代更替的“残酷”真相和其背后的小农经济基础、循环世界观、宗法伦理、专制体制等逻辑根基，而且别出心裁地以当代治理理论中的“民主行政”理念为视角，结合“人民主体”的唯物史观，探讨走出传统中国治乱循环历史怪圈的“人民民主”道路，使得该著的“古典”思考赋有了鲜明的实践价值。可以说，这种现代管理或治理的“当代”深思视角，贯穿于作者对传统中国之治历史与逻辑阐释的各个方面，使得该著对传统治道的审视和反思更具“专业性”和“实践性”，这也是该著更能引发读者认同和思考的原因之一。

　　第二，以系统进化思维的视角来反思传统中国之治。众所周知，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他反复强调并自觉将其运用到深化改革和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无论古今，国家治理、社会治理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其历史演化中，都有着基于系统结构、自组织的“进化”或“退化”过程。彭新武教授是以系统或进化哲学研究开始其学术生涯的，对现代系统进化哲学有比较全面的研究，自然也塑造了他的系统思维、进化思维等现代思维方式。这种系统进化视角鲜明体现在该著对传统中国之治及其具体问题的思考之中。综观全书，在对天命王权、礼乐文明、百家合流、儒教流变、为君之道、国民博弈等传统治理要素的审视中，无不体现着这种系统思维、动态演化思维方法，这不仅表现在系统、结构、进化、开放、自组织等概念时不时出现在许多分析理路和语言表述中，而且更经常用系统进化的理念来审视传统国家治理方式，思考传统治国之道的变革走向。如以生物共同进化的“盖亚”学说来阐释法治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思“法治中国”建设上所谓“国情论”要求法律适应于社会的片面观点，构建基于法治与社会“共生共进”的新“法治观”，并提出了基于多种元素协同进化的“渐进主义”法治路径。该著的最后一段话也是引用著名系统哲学家欧文·拉兹洛的观点来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决定命运的选择”的“系统”方案。可以说，这种系统进化思维避免了解读传统国家治理问题上的简单化、静态化、孤立化局限，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传统中国之治的历史演进逻辑。

　　第三，以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视角来反思传统中国之治。从内容看，该著是一种“历史”研究，主要探究传统国家治理中的制度、权力、道德、法治、任官等具体问题。但是，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中华文明的演进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在阅读该著的过程中，人们会明显感觉到，作者笔下所写的是古代中国治理的历史或思想，是古代各个朝代的人物、学派和治理经验，但作者心中所想的却是当下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一个个现实问题，比如组织、法治、选官用人、族群关系等，或者说，作者更多是以“古为今用”的当代视野来“回溯”和审视传统治道，寻求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实践参照。这就是使得这部专论传统中国之治的“历史”著作，充满着强烈的现实感和实践性，以致作者在阐述中常常从“历史”直接跳转到“现实”中来，带给阅读者以某种“突兀感”。如在反思传统君权至上的弊端时，作者引用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当代视角，并提出“持续增进社会开放”“提升社会自组织能力”“保持居安思危的敏感性”等明确措施；再如，在反思传统中国之治面临的“华夷之辩”“族群整合”等治理难题时，该著直接给出了包括增进共同体自觉意识、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水平等对策，这基本上算是一个“咨政”建议的内容。实际上，在该著各章节对历史“治道”“治术”的阐发和反思中，作者总是“不经意间”回到现实的问题中来或以当代治理的新理念来突破传统治道的窠臼。这些都让作者的“现实关切”时不时会跃然纸上。正是着眼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现实要求，该著才没有对传统中国之治的“制”“道”“术”等作简单的认同或否定的价值判断，而是始终以理性精神反思和甄别传统中国之治各项制度或举措的优点、问题和弊端，在厘清其来龙去脉的基础上，阐述其当代治理的变革走向或创新空间，这就为理解传统国家治理思想和经验的创造性转化，进而为把握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根基提供一个典型的样本。

　　总之，“善言古者，必验于今”。该著所体现的“现代管理”“系统进化”“国家治理实践”三个视角，实际上是该著以“当代”理论与实践的视野来审视和反思传统中国之治的思想和道路，反映着作者鲜明的“社会情怀”，从理论上架起沟通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一座桥梁，让“沉睡”的历史在当代生活中“复活”起来，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智慧。这应该也是读者乐于阅读并引发思考的主要原因。

　　（作者分别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会长；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